编者按：当年北大荒的气象员，如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退休教授、博导，王盘兴写了他的回忆录。现将他在北大荒的十年经历（分上、下两段）刊登于此，欢迎欣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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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北大荒的气象员，如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退休教授、博导，王盘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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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为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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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1966年夏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（注：2004年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），毕业分配至东北农垦总局（以下简称东总）。1968年5月末，我到佳木斯市东总人事处报到，等待分配期间，中央的“6.18批示”公布，原东总、黑龙江省农垦厅所属农场以及农建一师、二师共69个农场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（以下简称兵团），执行屯垦戍边任务。6月末，我被分配至兵团二师十四团（原东总所属青年农场）气象站工作，1971年3月末调上级机关兵团二师（宝泉岭农场管理局）中心气象站，在北大荒农场系统工作十年多。
1973年8月21日兵团纳入黑龙江省政府领导，改名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。1976年2月25日，中央决定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成立黑龙江国营农场管理总局，二师改称宝泉岭国营农场管理局，十四团改称为向阳农场、后又改称为共青农场。为免混淆，后文以青年农场（或十四团）、宝泉岭农管局（或二师）称呼这两个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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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农场（1968—1971年，共2年9个月）
青年农场在萝北县境内，场部在县城凤翔镇西10公里处。农场有耕地12万多亩、人口1万4千多，在东总下辖农场中，只能算是中型农场。农场气象站是机关直属单位，随生产科活动。
我到农场后的前一年多时间主要在运动中度过，因为与当地文革中的派性无关，在“斗私批修”学习班上，领导分派我当记录员。学习班结束，冬天已至，我随数十名未被结合的机关干部下放到农场的“五·七干校”。在作过冬准备的几天里，大家冒着风雪到大田中背苞米秸秆，用来堆放在室外菜窖上，以保证冬天吃的白菜、萝卜等不被冻坏。刚做完这些，场部通知“整党”，干校几乎走空，我和另外两三人留守。次日，场部来车接我回去，参加整党，担任记录。后来知道，这是文革办主任安士端同志的决定。
安士端同志，河南人，解放战争中参军，抗美援朝时入朝，是志愿军某军长警卫员，1958年从信阳步校转业到此，是我在青年农场遇到的第一个“贵人”。他身材魁梧、有白种人面相、抽烟斗，他文化程度不高、但说话条理有感染力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与他熟悉之后听他讲了在解放战争年代亲身经历的许多事，都是我们这种经历的人闻所未闻的。2000年我回萝北，他已调至宝泉岭农管局机关，廿年不见，他赠我一张他的照片（照片1），我珍藏至今。
照片1，青年农场文革办公室主任安士端
2000年8月赠于宝泉岭
整党结束，留我在文革办做文字工作。当时，上级要求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，我承担了记录、整理《最高指示》新闻稿等工作；还经历了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、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”等不同运动阶段。期间与农场宣传干事徐先国熟悉，先国同志，湖北兴山人，1949年8月正在高中读书的他参军，后在信阳步校做文宣工作，1958年转业至萝北。其诗作《永不放下枪》时代特色鲜明，受郭老（郭沫若）赞许，曾被收入许多省、市的高中语文教材。他也因此成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并与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交往甚多。1969年夏，三江平原连阴雨，机械下不了地，麦收受阻，原本半月结束的麦收拖了一个半月，人困马乏，损失巨大。为指挥一线麦收和向二师汇报麦收进展，文革办办了《麦收战报》，先国同志具体负责，我配合他工作。
当时已有北京、天津、哈尔滨、上海知青二千余人到达农场连队，一些优秀知青被选调到场部机关工作，北京知青王庆堂调来文革办，我们因此相识。庆堂为人热情，工作主动，跑腿的事他都抢着去做，受到大家欢迎。
先国、庆堂同志重友谊，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。我1978年回母校读研，后留校工作，先国夫妇多次来访，足迹留在南京、扬州和我家乡常州，这里给出一张我们在学校的合影（照片2）。庆堂1970年代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（前身为哈军工）读书，毕业后在辽宁省、北京市粮食系统工作，1990年前后他已是北京市粮食局办公室主任，我去北京出差，只要他知道、总会到气象局招待所来看我。他还几次安排我参加曾在14团机关工作过、后在北京工作的知青朋友欢聚，这里给出当年的两张留影（照片3、4），照片上多数同志在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任职。王庆堂、董爱平同志促成了十四团知青文集《回望黑土地》的出版（庆堂主编、爱平作序），三百余篇回忆文章忠实记录了当年青年农场（十四团）四千余名知青的一段可歌可泣历史。
照片2，与徐先国同志（右）合影
1990年代初摄于南京气象学院尚贤楼前草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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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3，与当年青年农场知青战友合影
左起：董爱平，王庆堂，王盘兴，于英。
1998年7月29日摄于北京市粮食局招待所
照片4，与当年青年农场机关部分知青朋友合影
左起：刘子荣，王庆堂，李勇，王盘兴，刘宝元，曾凌（女），余英，佳木斯市驻京办主任，董爱平，凌大卫。
1998年7月29日摄于北京市粮食局招待所
1969年深秋我回气象站工作，站里只有邢运廉同志和我两人。老邢农校毕业，为人朴实、诚恳、敬业，工作能力强，1966年12月建站后的观测工作，连同月、年报表几乎均由他一人完成。在一年多时间里，我主要完成两件工作。一是建起了气压项目的观测，为此我去北京买回了一支福丁式气压表和一台气压自记仪，并按学校所教方法，制作了场面气压的订正表。二是做了单站补充预报基本建设，青年农场气象站1966年12月建站，气象资料太短，我们从萝北县气象站引进了从1956年12月开始的全部地面观测资料，制作了压、温、风、降水双时间剖面图，它能直观显示单站前期多种要素与后期天气演变之间的关系，是当年制作单站补充天气预报的基本工具。萝北县气象站站长老杨是我常州老乡，他志愿军转业后到萝北工作，也请我帮萝北县站做了相同的工作。
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后，中苏边境形势紧张。六连一上海知青称在山上遇苏修特务，特务与他对峙后逃跑，留下的“发报机”被他缴获。“发报机”立刻送到团部、转往师部，准备上报沈阳军区。这时有人提醒领导要核实，就叫我去看“发报机”。它其实是我国气象部门曾使用过的苏制49型探空仪，田明远先生所编《高空气象学》教材中有详细介绍，我们实习过它的使用。后查明该知青因“污损领袖像”问题被管制劳动，他立功心切，虚构了这个故事，差点酿成大祸。
郎锡荣是我大学同学，与我一起分到青年农场，他在场中学当老师，因他的关系，我与中学好多老师成了朋友。其中，刘耀庭老师毕业于齐齐哈尔师专中文系，其人多才多艺，他的藏书陪伴我度过了北国许多寂寞的时光，至今记得读过的有王力先生的《古代汉语》巨著，这是我第一次系统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大系；还有叶圣陶先生亲手修改的文章（都是大报刊出的文章），这有益于提高我的写作能力。钟兴礼老师、重庆人，她爱人周一帆先生、浙江人，他们都是典型的理工人才。1950年代中期，周先生在地质部已做到勘探大队长职务，钟老师也在地质部工作，待遇优厚。1958年，他们一腔热血从地质部辞职，参加边疆建设。黑龙江省建设厅视他们为难得人才，要安排他们在哈尔滨工作，但他们执意要到边疆一线。来到青年农场，周先生在水利、住房设计中严格办事，他做的规划精确到一方土、一块砖。习惯于粗放操作的同事对他有意见，文革中给他戴了顶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，他很苦恼。在北大荒苦寒的冬季半年，我们几个单身汉常去钟老师家蹭吃，一碗放了鸡蛋、加有葱花的手擀汤面，胜却人间美味无数。1971年3月，我奉调到二师中心气象站，郎锡荣同学也在此前不久调回家乡扬州，一张五人合影（照片5）留下了我与农场中学老师的美好回忆。
照片5，与青年农场中学教师朋友合影
左起：王盘兴，孙盛成，郎锡荣，刘耀庭，钟兴礼。
1970年夏摄于萝北县城凤翔镇
2000年夏我在哈尔滨再次见到钟老师夫妇，此时他们已调到省农场管理总局阿城师专工作并退休，他们是将一生奉献给这片黑土地的知识分子，这是我们在太阳岛的一张合影（照片6）。2018年7月我与锡荣、庆堂等旧地重游青年农场，返程到佳木斯看望先国夫妇。16日晚，先国设宴款待，并即席赋诗，次日上午他夫妇又到招待所为我们送行，留下一张合影（照片7）。不料这次见面竟成我们间的永诀，一个月后，先国夫妇在回青年农场探亲期间，突发脑溢血去世。
照片6，与周一帆先生夫妇合影
左起：钟兴礼，周一帆，王盘兴。
2000年8月11日摄于哈尔滨太阳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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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7，看望徐先国、高华夫妇留影
左起：俞雷，王庆堂，王盘兴，徐先国，高华，郎锡荣，王永祜，薛瑛，闫秀清。
2018年7月27日摄于佳木斯原东总招待所大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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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青年农场不到三年的工作中，我得以认识了许多一线的干部和知识分子，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两人，农场首任党委书记朱文熹和高级农艺师何开荫。朱文熹同志，辽宁昌图县人，1947年参干，1950年入党，曾任友谊农场十分场党委书记，1963年起任青年农场党委书记，他因重用知识分子干部，“文革”中遭多次批斗。恢复工作后先后担任北安、九三管局党委副书记，1997年起任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副局长、总农艺师。何开荫，安徽天长人，1957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时被错打成右派，下放青年农场20年（1957—1977年）。在改革开放时期，他被誉为中国“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”，造福数亿农民。在我认识的知识分子中，他可算做出巨大贡献的人，何开荫后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。
下接《我在北大荒农场的经历（下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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